為何達芬奇會被反感?這里有個最關鍵的邏輯，即將達芬奇的“厚利”與其“商業道德”相聯系。我們看待“厚利”，就像英雄的濃眉大眼，貪官的大腹便便，恒定的邏輯下，厚利者必然是奸商。但是，就像騙子也可能是濃眉大眼，而英雄也可能其貌不揚;就像大腹便便者不一定是貪腐不堪，而瘦削挺拔者也不一定是清廉高潔，這種邏輯本來就是錯的。

市場中，一切形成合意(且不產生負外部性)的交易都應該是被允許的。只要達芬奇沒有編造產品信息，只要達芬奇的產品能夠達到行業的客觀標準，那么，其厚利就是合理的回報。真正的市場經濟，應該是鼓勵企業以一切市場規則和道德基礎所認同的方式去盈利!只有這樣，市場才能活躍，才有創新。而厚利者只要取之有道，回報社會，更能贏得大家的尊重。如福耀玻璃(600660)、多家寶集團一樣的民企，正是這方面的典范。

我們的媒體，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我們的公眾，應該少一點憤怒，多一點思考。也許，當我們都不再為了心中的那個惡人形象而進行“有罪推定”和自由心證時，這種寬容的環境才能使企業坦誠相見，才能引導商業道德的凈化!

觀點3：

我們樹立了關于“厚利者”的惡人形象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商業道德進入了一個“死循環”。

商業社會，市場活動日漸頻繁，而此時卻出現了監管缺位。如此一來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經濟學中所謂的“逆向選擇”，即你不知道產品的品質情況時，你寧愿選擇價格更低，因為，即使你支付了高價也不一定能夠獲得高質的產品，而選擇低價品卻至少能保證不虧本。

如此一來，諸多企業選擇了壓低成本的經營模式，劣等品開始驅逐優等品。而無限地壓低成本，低質品必然不斷越過了產品質量標準的紅線，這更使得行業，甚至市場遭遇了全面的質疑。

市場就是如此，商家本是凡人。這就好比在一個競走比賽里，裁判沒看見時有選手跑了起來，接著跑起來的人越來越多，這時你跑不跑?恐怕你只有跑!因為跑的人多了，法不責眾，裁判即使回過眼來看見，也不會把大家都罰出去。但如果你不跑，恐怕就只有掉隊了!這，也就是當前商業道德的“死循環”。

這樣的氛圍中，我們不敢相信質監機構，更不敢相信商家的王婆賣瓜，信息出現了高度的不對稱。于是，我們率先就設定了商家欺騙消費者的假設，于是，我們挖好了一個個的“坑”，只等無良奸商往里面跳。不得不承認，達芬奇事件出現時，我也選擇了譴責。也許，在商業道德底線逐漸模糊的當下，我們害怕了相信，不得不選擇本不應該的相信!

面對這個死局，我也曾經多次提到兩個觀點：其一，政府將市場監管作為一種產品，發展出一種產業，以價格信號來進行市場化運作，填補當前這一產品的需求。其二，企業家應該倡導一種善良的智慧，引領社會的價值標準。這并不是一廂情愿的道德呼喚，眾多的商業案例已經告訴我們，與消費者共贏也許是最為穩定和豐厚的盈利之道!

兩個方法，前者形成了一種市場上的制衡勢力和制度約束，是節制商家貪欲的好辦法;后者形成了一種人心上的道德約束，更是規范企業家行為的可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