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家居的成功轉型恰恰折射出中國民營企業生存環境的艱難。在很多領域，民營經濟是法律不允許存在的，國有經濟則是需要“鞏固和發展”。從這個意義而言，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地位不平等是法律所確保的。

近日，中國旅游業巨頭北京首旅集團宣布正式入股過去一年里深陷“產地造假”危機的“達芬奇家居”。按照資產置換方案，首旅集團以33.8%的股份成為達芬奇家居的最大股東。市場對此事的反應是：“達芬奇找到了一個好靠山，解決了其擴張資金、政府等資源問題，并且可淡化其前期不良的品牌影響力。”

事實上，達芬奇家居的做法在市場上并不鮮見。2009年，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最大的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和實力雄厚的食品生產商）入主蒙牛，這被看做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商業并購事件，蒙牛從一家民營企業變為央企控股的公司。

為什么好些民營企業最終會選擇讓國有企業成為其大股東？企業家在決定轉讓股權的時候，往往會衡量相關利害得失，那么，將股權轉讓給國有企業，會給企業帶來什么樣的好處？

首先，可能是來自銀行信貸的支持。國有企業享受比民營企業更多更好的信貸支持，這已是行業內眾所周知的事實。有研究機構在對中國28萬家年銷售收入超過5億元的企業進行抽樣后所建立的數據庫的調查表明，在過去數年內，國企所支付的利息率平均要低157個基點，與私企相比要低225個基點，比港澳臺資企業低4個基點，比其他外資企業低75個基點，而且這一差距并不隨時間推移而減少。

這意味著達芬奇一旦變身國企，那就能夠從銀行中獲得更加便宜和更大規模的信貸支持。這對于急速擴張中的達芬奇是非常有好處的。

其次，可以化解非經濟因素的干擾。經營企業，并非只涉及上下游供應商和消費者，同時還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外部環境：有政府的，有媒體的，還有其他各種林林總總的關系。獲得消費者或者說顧客的認可當然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前提，但是很多時候非業務上的各種外部關系也會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比如達芬奇家居被指責為“產地造假”（后來的報道顯示其可能遭遇公關公司的敲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屬于“飛來橫禍”。

民營企業在面對這種外部關系時往往力不從心，但如果是國有企業，那就會顯得容易。在當下中國，國有企業面對媒體等其他機構有著各種各樣的政治正當性，很難成為各種事件的犧牲品，而即便發生真正的危機，政府也會基于各種理由予以保護。

再次，國有企業的責任軟約束。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編按：指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企業一旦發生虧損，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資或者貸款，并提供財政補貼的現象）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在現代社會，國有企業不僅存在預算軟約束，同時還存在責任軟約束。

作為法人，企業對外承擔有限責任，包括財務和行政、刑事上的各種責任，這已是非常基本的常識。但是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責任明顯是軟的。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是，一旦民營企業發生安全生產事故，企業的大股東和法定代表人都會承擔行政甚至刑事責任，而企業也有可能被吊銷營業執照并失去各種生產經營許可證的危險，但是對于國有企業而言，這種危險基本上不存在。

最后，國有企業具有政治正當性。盡管從經濟總量上看，民營經濟已經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從國內生產總值（GDP）、稅收還是就業人數來看，它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視，在不少地方民營經濟的總量中已經占GDP的90%以上，真正成為我國憲法中所說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在憲法中，國有企業被定位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且“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而“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在很多領域，民營經濟是法律不允許存在的，國有經濟則是需要“鞏固和發展”。從這個意義而言，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地位不平等是法律所確保的。

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民營企業一旦壯大后，通過部分國有化的方式來保護其權利就成為一個自然的選擇。從表面上來看，國有股的進入會削弱其話語權，但由于這些國有股東的進入能給這個企業帶來更好的信貸資金和更好的外部關系，因此這也無損于企業的發展，等于是在不損害原有股東利益的基礎上實現了雙贏。

需要指出的是，國有化并不僅僅是民營企業保護其財產權的唯一辦法。比較常見的還有上市和中外合資等多種方式，上市使得企業成為公眾公司，會引起市場的關注，也有利于其抵抗來自行政上的各種干擾；而中外合資則是引入了外資的因素，也讓企業獲得某種程度的正當性，抵抗來自外部非正常因素的干擾。

有意思的是，達芬奇家居本來是一家新加坡的獨資公司，但面對“產地造假”的指責，它也無能為力，這表明了該公司所遭遇的外部環境非同尋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達芬奇家居目前正在做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一般而言，創始人很少會在這個階段轉讓其股份，因為一旦上市成功，公司價值就會暴漲。但是在這個時候放棄部分股權引入首旅，相關考量絕不只是財務上的，還包括尋找一位真正能化解其外部糾紛的戰略投資者。

但中國有多少家民營企業能夠尋找到這樣的“戰略投資者”呢？從這個意義而言，達芬奇家居的成功轉型恰恰折射出中國民營企業生存環境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