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不到10平米的辦公室，兩臺電腦，三個人，再刻印些假公章，就組建成了一家公司，每天只需坐在辦公室打幾個電話，一年便可以賺到成百上千萬元。

這是深圳一伙騙稅分子的真實生活寫照。3年時間竟騙取國家出口退稅1.8億元！深圳公安局近日公開的這起巨額騙稅案，揭開了附著在出口退稅政策上隱蔽的騙稅利益鏈。

《華夏時報》記者調查了解到，外貿企業一方面勾結生產企業負責做購銷合同、做賬做冊、虛開增值稅發票；另一方面找貨代公司和報關行做外貿合同，通過配票配貨后，經“地下錢莊”完成境外資金入境，取得“外匯核銷單”；最后，再由專業報稅人員拿著增值稅發票抵扣聯、外匯核銷單、海關報關單等資料前去辦理退稅。

在深圳羅湖和福田區，從事這種騙稅貿易的企業比比皆是，通過真實的配票配貨貿易單，外貿公司可賺取5%-7%的利潤率。照此計算，1億元的貿易量，可賺取500萬-700萬元。

騙的是誰的錢？誰又在縱容這種行為？記者調查看到，長長的利益鏈條上甚至有監管層的身影，而結果除了國家損失了稅收外，所有人似乎都是贏家。

據統計，2012年深圳出口退（免）稅額總計達到945億元，為全國最高，目前暴露的騙稅案僅僅是騙稅團伙的冰山一角，高達17%的出口退稅率合理性也再次遭到質疑。

騙稅大案揭冰山一角

“誰介紹你來的？”記者前腳尚未進門，文錦渡口岸大樓2層一間辦公室里，百無聊賴坐著的三個小伙子，操著廣東口音，幾乎異口同聲問道。面對一張陌生的面孔，三人高度戒備。

事實上，在海關大樓的整個7層樓里，就遍布著進出口貿易公司、貨代公司和報關行，有的門口甚至沒有掛牌，記者粗略統計，大約有200多家。

這些隱蔽的公司，以正當業務為幌子，實則均是為了騙稅而就近形成的網絡。在這個鏈條中，作為中游環節的外貿公司為騙稅核心團體，左手通過從上游生產企業購買增值稅發票，右手再從貨代和報關公司購買真實貨物出口單，最終通過地下錢莊完成資金出入。通過這種配票、配貨、配資金的方式，獲得出口退稅。

為保險起見，他們只接受熟人介紹的業務。而從事這些行業的大多來自廣東潮汕地區，以親戚、老鄉為紐帶，對陌生人則十分警惕。海關大樓的1層和5層里，空出的好幾間辦公室，便是最近被深圳公安局搗毀的騙稅團伙“老窩”。

劉繼華是被查處的騙稅核心人物之一。據公安局偵查，從2008年到2011年底，以劉繼華為首的犯罪團伙共控制了17家生產企業和8家外貿公司，虛開發票遍布福建、江蘇、甘肅等多個省份，虛開增值稅發票7787份，票面金額高達12.8億余元人民幣，騙取國家稅款1.8億余元。

“很多人都做這個，做生意不賺錢，又很辛苦，這個坐在辦公室打電話就好了。”被逮捕的劉林峰是一家貨運代理公司中介，正常業務是幫助一些有貨物出口需求的公司辦理運輸、報關等手續，賺取中介費，但劉林峰會將這些貨物信息賣給外貿公司。

令劉林峰始料不及的是，他服務過的一家外貿公司財務漏洞百出，最終在國稅局例行檢查時被發覺。然而，大多數做賬稍微隱蔽一點的，都可以相安無事。

據辦案民警深圳經偵局六大隊副大隊長李超曄介紹，深圳目前有2萬家貨代公司，上萬名從業人員，而空殼的外貿公司比比皆是，中小外貿企業大多靠出口退稅賺錢。

超長的利益鏈條

從上游生產企業，到中游貿易公司，再到下游的報關行、貨代公司，均是出口退稅這條利益鏈上的螞蚱，通過相互配合，共同來分食最高17%的退稅率。

劉繼華們玩的是服裝行業，而從收購其原始材料棉花起，整個貿易就開始作假了。

舉例來說，A從河南周口農民手中收購棉花，但農民沒發票只能寫收據，價格高低隨意寫，A拿收據去稅務機關抵扣，開出棉花的發票，稅收成本大約3%，B則從A處收購棉花后，加工成紗線，征稅約5%，外貿公司再以6%-7%的成本，從B手里大量購買增值稅發票。

在福建石巖、晉江，這種紗線原材料企業買賣增值稅發票異常猖獗。

原本從紗線到服裝，中間還需大量的工序，包括染色、繡花、配料、加工、運輸等多個環節，這部分所占服裝成本恰恰是最大的，但坐在辦公室里閉門造車的外貿公司要從這些生產企業購票，則很麻煩，也很難找到票源；因此，外貿公司提供的一張服裝發票，紗線的原材料發票就占九成，其它環節票據基本上缺失，而這個明顯的作假痕跡，一經檢查則易暴露。

在外貿公司拿到發票后，要做成出口貿易退稅，還需有貨物單相配，由于報關行和貨代公司掌握了大量的真實貨物單信息，為了賺錢，他們便將此信息轉賣給外貿公司，通常貨物單總價控制在10萬美元以下，以免被海關檢查，而一張八九萬美元的貨物單轉讓價值僅為5000元。

由于一些小企業不具備申請出口退稅條件，貨代中介便利用這個“可乘之機”在幫小企業報關時，把這些貨物的真實信息，層層轉賣給專門從事騙稅的外貿公司，報關單上寫上外貿公司的抬頭，移花接木后，則成了外貿公司的業務單。

坪山保稅區報關員小王告訴記者，這在圈內已是公開的秘密，報關行經常會將一些報關信息在網上發帖轉讓，一個貨物單，可能會經多家報關行買賣，層層加價后，最終接洽上外貿公司的騙稅分子，業內俗稱“炒單”。

據李超曄計算，扣除買發票的成本6%-7%、報關和貨代找單環節花費3%左右以及找地下錢莊出資的手續費1%-2%后，出口退稅率最高為16%-17%，一張貿易騙稅單，外貿公司可賺取5%-7%的利潤率。

據了解，騙取出口退稅的手法有多種，除配票配貨是挪用真實的出口貿易外，還包括以少報多，以次充好，貨物空轉等虛報貿易貨值手段，產品又主要以服裝、電子產品和家具為主，但不論何種方式，報關、貨代、物流等角色都會相互配合。

誰在放縱騙稅行為

深圳作為外貿出口最多的城市，退稅額位列全國首位，同時也成了騙稅的重災區。

2012年深圳共辦理出口退（免）稅945億元，同比增長7.28%；其中，生產型出口企業退稅423.79億元，同比增長4.40%；而外貿企業出口退稅254.21億元，同比增長9.14%，幅度明顯高于生產型出口企業。

分區域看，外貿企業仍保持在羅湖、福田兩區扎堆經營的格局，兩區外貿企業退稅占全市總額的87.93%，而外貿企業出口退稅中六成退稅額是由中小型企業完成的。

“從這組數據和分布特點來看，可以反映出騙稅的份額有多大。”深圳一家小型外貿企業老板郭珊告訴記者，通常做正常貿易的中小型企業是沒必要去退稅的，因為進貨時不用發票，供應商會直接減價，何必再去麻煩退稅。

整個出口退稅的環節，雖然有海關、外匯局、國稅局等部門監管，但漏洞卻始終難以補上。

“監管機構只要仔細檢測稅票就可看出來，但真正查出騙稅的有多少？明眼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小王說。

而某些地方政府的背后默許，也是騙稅得以存在的因素之一。由于深圳的外貿單較多，外省企業紛紛來深圳找單，記者曾親眼見到，遼寧省一家企業主飛赴深圳與羅湖一家進出口貿易公司洽談貼息率。

“比如遼寧一家公司在省內的出口總量實際只有100萬，但他希望做到1000萬去退稅，怎么辦？到深圳找一些不需要退稅的小貿易公司，將他們900萬元的出口貿易單以遼寧公司名義出口，這樣一來，遼寧公司1000萬的任務就完成了。”操作此業務的深圳某物流企業經理于先生介紹，遼寧公司不需要一家家去找小貿易公司，只需找到一個代理進出口業務的公司即可，給代理公司一定的貼息費用。

遼寧公司當時對記者直言，這種方式，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勵，企業做高進出口貿易數據，同時能給當地的官員帶來政績。除了國家被騙稅有損失外，其余主體均是一個多贏的格局。

爭議出口退稅政策

面對騙稅分子盛行的亂象，出口退稅政策備受質疑。深圳大學經濟學教授鐘堅提出，何不取消出口退稅，直接降低企業源頭的增值稅？

中山大學教授林江則認為，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對中國的經濟將產生巨大沖擊，尤其是在國內經濟不景氣時，企業的盈利空間越來越小，很多企業靠出口退稅才能生存下去，一旦取消或大幅降低，將引發企業倒閉、人員失業。

而在李超曄看來，騙稅的毒瘤在于有報關行和貨代公司的配合，要堵塞這個漏洞，除非取締這兩個行業，但現實卻不可能，因為真實的貨物出口，必須找這兩個公司來運作。

李超曄認為可行的辦法是，降低5個百分點的出口退稅率，這也是騙稅分子所能賺取的利潤率，如果去除利潤空間，騙稅分子將無利可圖。

另外，在制度上也存在不合理之處，一般的中小企業，作為小規模納稅人，無法開具增值稅發票，只有升級為一般納稅人后才能開增值稅發票，但兩三個人的外貿公司，不需要任何生產成本，一兩百萬就可開展業務，卻被允許開增值稅發票。

“應該取消外貿公司開票資格，直接由生產企業自己開票。”李超曄說，這樣可以杜絕外貿公司騙稅。

鐘堅認為，中國一直倡導出口轉內銷，但內銷無法拉動，大量產能過剩的行業，還需出口消化，在中國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連續上漲幾年的情況下，價格已經不具備優勢，企業利潤被無限壓縮，若能在原材料環節開始減稅，減少成本，利潤也能相應增加，出口退稅不一定讓企業受惠，反而讓一些空手套白狼的企業從中漁利。

事實上，從2006年起，為改變企業增長模式、提高競爭力，減少大額貿易順差，我國曾多次降低部分行業出口退稅率；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受人民幣升值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企業出口獲利能力明顯下降，就再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率，僅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間，就7次提高出口退稅率，恢復到了最高值17%。

“現在，可以分行業慢慢降低退稅率，給企業一定的緩沖時間，而國際上對中國政府補貼出口企業爭議也較大，稱中國傾銷，對這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則可適當多降一點。”林江說。